时间长河不停的流淌,历史在不停的发展,让趣历史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,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,看看战国前期著名军事家吴起的故事。

  一、“先和而造大事”。

  吴起认为,治国治军有“四不和”,即“不和于国,不可以出军;不和于军,不可以出陈(通“阵”);不和于陈,不可以讲战,不和于战,不可以决胜。”反之,只有国家意志统一,军队内部团结,临阵指挥一致,作战行动协调,才能有利于战争。因此吴起认为,有作为的君主,“将用其民,先和而造大事”。

  为了做到“四和”,首先“教百姓而亲万民”,“使民知君之爱其命,惜其死,若此之至,而与之临难,则士以进死为荣,退生为辱矣。”他主张通过教化、亲善普通百姓,使得君臣一心,同仇敌忾。吴起认为,要强国强军,君主应做到“使贤者居上,不肖者处下”。吴起主张重用贤德有才之人,而缺才少德者,只能把他放在下层。关于和谐的状态,吴起认为如果“民安其田宅,亲其有司,”即百姓安居乐业,官民亲近相处,国家“则守已固矣。”

  史载吴起曾与魏武侯(文侯之子)泛舟“浮于西河”之上,讨论国家强盛的根本问题。吴起认为,君王之业,国家安危,“在德不在险(山河之险)”,若为政不善,“不修德,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”。

  二、“制国治军,必教之以礼,励之以义,是有耻也”。

  吴起少时曾随曾参学儒,后弃儒而习兵事,成为兵家的重要代表人物,并在长期戎马生涯中形成强烈的法家观念。吴起思想中带有很深的儒家色彩。他提出“道、义、礼、仁”四德观,认为“此四德者,修之则兴,废之则衰。”强调四德在治国理军中的首要地位。他认为“当敌而不进,无逮于义也;僵尸而哀之,无逮于仁也。”毫不讳言战争对当时统治者的重要性,反对已不适应新形势的旧的仁义道德。

  具体到治军,他主张“必教之以礼,励之以义,”用仁义礼治来教化民众,使其有羞耻之心。大凡人有了羞耻之心,国家则“在大足以战,在小足以守矣”。吴起认为教化的目的,是激励百姓把个人安危于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,君王才能把握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性,做到上下一心,“举顺天人”。

  孙武说过: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吴起继承了孙武的思想,并有所发展。他说“战胜易,守胜难”。为何?他认为,“天下战国,五胜者祸,四胜者弊,三胜者霸,二胜者王,一胜者帝,是以数胜者得天下者稀,以亡者众。”经常轻率发动战争,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,从而使人民疲弊不堪,国家贫弱,战事越多,国力越衰,而且会招来祸患。

  三、“用兵之法,教戒为先”。

  吴起强调军事训练在提高部队战斗力当中的突出地位。他认为,“夫人常死其所不能,败其所不便”,要建设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,教育和训练是首要问题,“用兵之法,教戒为先”。吴起主张教育训练的目的是让将士掌握战场的各项技能,以避免无谓的伤亡。

  吴起还提出了教育训练的具体方法。例如在《吴子·治兵第三》中,他把训练方法分为“学战之法”和“教战之令”。所谓“学战之法”就是从单兵格斗、拼杀技术到学习战术和各种阵法,“一人学战”推广到“教成三军”的办法。

  “教战之令”就是在组织部队训练上,根据不同士卒的特点,进行与其适应的训练,如“短者持矛戟,长者持弓弩…智者为谋主”。同时,吴起还提出“行军、进止、驯马”之道,强调进止要有度,饮食要适当,人马要相亲。不仅如此,他还从驯马之道进一步发挥,指出能够明白驯马的道理,将会“横行天下”。

  四、“进有重赏,退有重刑”。

  严明的军纪是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。吴起要求军队的一切行动要“任其上令”,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。吴起认为,“任其上令,则治之所由生也”。反之,“若法令不明,赏罚不信,金之不止,鼓之不进,虽有百万,何以与用?”

  吴起较早提出了精兵思想。他认为“兵以治为胜”,要形成强大的战斗力,靠的是严格的治理而不在于人数多寡。即使百万之众,纪律不申,毫无战斗力,也不能用于作战。只有从严治理,军法严明,才能为“和于军”创造有利的正规化环境。

  五、“有功而进飨之”。

  吴起认为将士中“有工用五兵(兵器),材力健疾,志在吞敌者,必加其爵列,可以决胜,厚其妻子父母,劝赏畏罚。”他认为,“此坚陈之士,可与持久。”他还对魏武侯说,治理军队“严明刑赏”很重要,但不是唯一手段。治军的关键是要使士卒能够“乐闻”(军令)、“乐战”和“乐死”,军队形成高昂的士气。如何做到这三点?吴起主张“励士”,既奖励有功、激励无功。

  他认为对有功将士国君要予以隆重的“进飨”待遇,功劳越大,规格也越高,仪式越隆重,并推及家属。对阵亡将士亲属每年也应进行慰问和赏赐,以示君主不忘。而对于未立战功的将士,也应给予此等的犒赏,以示鼓励。魏武侯接受了他的意见,这个措施仅实行了三年就取得了成效。有一次秦军进犯魏国西河,未经动员,自动穿上盔甲应敌的魏军将士就有上万人。又有一次吴起亲率五万将士击败五十万秦军。

  六、“三军服威,士卒用命”。

  吴起认为,作为统军杀敌的将领,必须“总文武”、“兼刚柔”。

  吴起对任用将领提出了严格要求。他主张,首先要懂得“四机”之理才可为将。“四机”即气机(士气)、地机(地形)、事机(兵谋)和力机(用兵),为将者必须掌握这“四机”的要领,并熟练运用。其次,对良将还要有更高的标准,既“其威、德、仁、勇,必足以率下安众,怖敌决疑。施令而下不敢犯,所在而寇不敢敌。”这种良将,“得之国强,去之国亡。”反映了吴起对贤才良将的高度重视和评价。

  将领只有具备了上述要求,才可使士卒“将之所麾,莫不从移;将之所指,莫不前死”,从而达到指挥得当、军令通畅、将士一心的“和于阵”的理想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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